31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4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077例******

　　中新网5月10日电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5月9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广西3例，广东2例，北京1例，福建1例，四川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广东)；本土病例349例(上海234例，北京61例，河南25例，广东15例，青海10例，辽宁2例，福建1例，贵州1例)，含17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上海156例，河南7例，北京3例，广东3例，辽宁2例，青海1例)。新增死亡病例6例，均为本土病例，均在上海；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2例，本土病例1007例(上海847例，吉林54例，北京26例，江西15例，黑龙江11例，浙江11例，辽宁10例，广东7例，内蒙古6例，四川5例，湖南4例，山东3例，河北1例，山西1例，江苏1例，安徽1例，河南1例，湖北1例，海南1例，青海1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5375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8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54例(无重症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1829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8140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5月9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8068例(其中重症病例51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07138例，累计死亡病例5191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0397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730326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94649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118例，其中境外输入41例，本土3077例(上海2780例，河南98例，江苏55例，辽宁53例，江西35例，青海17例，北京13例，浙江9例，吉林6例，广东6例，四川3例，河北1例，重庆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8215例，其中境外输入62例，本土8153例(上海7672例，吉林113例，辽宁102例，江西79例，河北40例，山东37例，浙江33例，江苏27例，安徽12例，黑龙江9例，广西8例，山西7例，北京5例，湖北3例，广东2例，新疆2例，贵州1例，云南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73例(境外输入1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87294例(境外输入452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728892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331306例(出院60636例，死亡9347例)，澳门特别行政区82例(出院82例)，台湾地区397504例(出院13742例，死亡931例)。

报告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当前，国内对于算法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框架都是清晰的，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的模式应当可以解决如何落实的问题。”在日前举办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谈及算法治理的现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表示，算法分级分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风险场景配备不同监管规则。

　　论坛由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办。其间，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平台经济反垄断观察报告》。

　　记者了解到，《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2022）》，梳理了国内外的多项法规，结合热点事件及应用场景呈现了算法治理现状，并发布千份算法治理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的了解程度和基本态度，最后基于多方调查分析，给出了当前算法趋势观察以及未来治理方向建议。

　　报告发现，目前国内算法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企业的算法公开主要依靠官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或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承认算法让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好，但仅一成受访者认为企业算法公开做得很好，逾六成的受访者称曾遭遇“大数据杀熟”；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在数据、算法方面治理政策进展显著，在平台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和落地尚需加紧。”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伦理有三个相当紧迫的问题需要被正视：首先，人工智能应当被适度使用；其次，目前人工智能服务知情同意落地艰难，被迫知情同意普遍存在；最后，目前用户数据的授权撤销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存在巨大挑战，需要监管和更高层的网络服务提供方联合提出更合理的政策与解决方案。

　　针对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从算法治理角度来说，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之前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思路有所不同，前者采用了一种“三位一体由的数据与技术规范。

　　具体来讲，由于深度合成技术的门槛较高，技术支持者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内。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沉浸式拟真场景等服务，应当进行显著标识，这就将更重的责任落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

　　中国社科院科技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到，算法治理需要构建可信任的算法认知，而这需要产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产业要努力提升算法精准性、透明度，减少偏见，减少歧视；消费者则需要提高数字素养，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在人机互动中自主性、控制感和协同意识。